专访科济李宗海：CAR-T公司面临的多重抉择

距离全球首款实体瘤CAR-T疗法——舒瑞基奥仑赛（CT041）于2026年6月22日正式获批已经过去一个多月，科济药业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李宗海博士这段时间被迅速被推到了聚光灯下，迎来了各方的关注。

除了国内的舆论喧嚣，海外的产业界、顶尖学者和国际专业圈子，对这款药的获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领导开发首款CAR-T疗法的 Carl June 博士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这是CAR-T药物首次在一个大适应症上获批。它将有助于保持该领域的发展势头。”

回望来路，科济面向实体瘤发起的攻坚突围，并非按预设路径顺畅推进的直线征程，前路始终伴随着诸多挑战与艰难险阻。十余年前，李宗海带领团队在肝癌（GPC3）的“无人区”里艰难起步，历经坎坷与试错，最终在胃癌（Claudin 18.2）项目上看到了极高的确定性。他果断拍板，将更多资源向胃癌倾斜，最终实现了“后发先至”。

尽管科济实现了实体瘤CAR-T成功上市这一全球领域十多年来零的突破，但李宗海深知，距离全面彻底实现实体肿瘤患者的可治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科济来说，此次获批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放眼当下，或许没有哪个赛道像细胞治疗领域一样，面临着这么多的抉择——复杂的商业化环境必须纳入考虑，特别是中美癌症市场和支付环境的差异；也必须不停思考下一代技术更迭带来的变革式影响。

面对这些变量，科济正站在比以往更多的分岔口上：资源如何在通用型与体内生成（In vivo）CAR-T等技术路线间分配？当全球创新药70%的市场都在美国时，中国细胞治疗公司如何平衡中国患者的需求和美国市场的偏好？不同的公司不仅在卷靶点，还在用不同的Modality去打同一场仗，CAR-T疗法如何精准找到自己的竞争生态位？这些并非孤立的问题，而是彼此交织的系统性抉择。

李宗海有自己的决策哲学，他概括为“模糊的正确”。本期“决策者DeepTALK”深度对话李宗海，走进一家CAR-T公司面临的多重抉择。

医药魔方：针对实体瘤，科济最早其实是在探索针对肝癌的GPC3靶点，但后来却将核心资源倾斜给了胃癌的Claudin 18.2靶点，中间发生了什么？

李宗海：早期做肝癌GPC3确实非常不易，当时全球对于实体瘤CAR-T的研究很少，没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甚至连怎么预处理都不太清楚，我们刚开始临床试验有单用环磷酰胺，后来又改进到环磷酰胺加氟达拉滨。尽管我们看到数个肝癌患者临床治愈的病例，但后来基于项目进度，治疗竞争格局、我们的下一代CAR-T技术及通用型CAR-T平台的发展，我们进行了策略的调整。

可喜的是，我们在胃癌Claudin 18.2项目上看到了极高的确定性。我们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沈琳教授牵头开展的胃癌临床中，看到了令人惊喜的数据。末线胃癌原本是一个极难治的疾病，缓解率只有个位数，哪怕用PD-1抗体也只有11%的缓解率。但我们的CAR-T用下去，前面几个病人基本都有响应，缓解率一下子突破了50%。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个患者，他的肿瘤在胃切除术吻合口复发，把食管堵得连喝水都困难。结果打完我们的CAR-T后，肿瘤基本完全消除，仅靠那一针就控制了大概10个月左右。

极高的响应率和确定性让我们觉得怎么做也应该能成。随后中美两地都顺利申报了注册临床，2020年8月我们在中国拿到了IND批件。整体来看，这个项目的 I 期结果显示缓解率大约为57%，跟IIT的数据保持基本一致。所以我们投入了更多的资源在胃癌项目上，最终实现了“后发先至”。

医药魔方：早期在肝癌上的探索，给胃癌产品的成功奠定了哪些基础？

李宗海：如果没有肝癌项目的积累，为胃癌这个产品的顺利开发提供了很多借鉴。舒瑞基奥仑赛获批后，我的合作伙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的主任医生翟博教授发微信祝贺我时，我对他说：“没有你当时的探索，就没有今天这个产品的落地。”

前人在实体瘤CAR-T上都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取，所以我们也是在摸石头过河。肝癌的探索绝不是无用功，它直接促成了科济对肿瘤微环境的认知和“清淋方案”（CAR-T回输前的预处理）的重大改良，最终在胃癌上摘了果子。我们知道做胃癌清淋很重要，但到底怎么改进？没有前面肝癌的研究，就没有后面对肿瘤微环境的理解。我们和沈琳教授团队探索了几种创新清淋方案，最终通过这些优化，缓解率超过50%，胃癌的临床才走得这么顺。

医药魔方：2015年前后，全球几乎没有人相信CAR-T能治实体瘤，Claudin 18.2也并未在临床上被完全验证，科济和安斯泰来都比较早地洞察到了这个靶点的潜力。靶点选对了有多重要？提前布局能产生多大的竞争优势？

李宗海：对实体瘤而言，选对Claudin 18.2，就像当年血液瘤选对CD19一样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靶点选错了，后续的研发将步步维艰，安全性带来的脱靶毒性问题会成为无法逾越的鸿沟。只有靶点选对了，意味着研发的地基才是稳的，后续的临床策略和工艺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至于提前布局带来的优势，最重要的就是用知识产权捍卫研发成果的优势，我们建立了坚固的底层知识产权壁垒。未来在开拓全球市场时，大家首先考虑的就是知识产权。我们把最关键的东西通过专利保护住了，其他家就很难通过“复现”绕过去；如果没有好的知识产权，基本上就是直接亮红灯。

医药魔方：结合这十多年的探索，科济是否已经为CAR-T攻克实体瘤，总结出了一套可以被复制的路径？

李宗海：我们不能否认，多年来，在0到1的研发攻关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需要为行业持续做出贡献。实际上，在这个领域我们做了多次“第一”的探索。比如说，我们开发了实体瘤CAR-T的创新性清淋方案。在血液瘤中，氟达拉滨+环磷酰胺（Flu/Cy）的经典清淋方案已经非常成熟；但实体瘤的清淋方案怎么定，前人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取，到底要不要清淋？怎么清淋？这在当时是个极大的挑战。而我们的清淋方案至少得到了临床的严格验证。

此外，在探索联合用药上，比如CAR-T用于实体瘤的一线序贯，第一个临床试验就是我们做的，也走在前列。我们要通过严格的临床证据告诉全世界：实体瘤也是有望被治愈的。哪怕是像肝癌肺转移这样晚期的患者，只要路径和方法对了，也同样有被治愈的希望。

大家总觉得攻克实体瘤很神奇，其实总结起来就是“大道至简”。如果说这是一条可复制的路径，这套方法论可以归结为四个维度：第一，选择一个好的靶点；第二，把底座技术一定要弄好、弄扎实，不要急于求成；第三，深度结合临床，跟临床专家保持极好的合作沟通，获取认知并把临床试验先设计好、执行好；第四，严把生产质量关。

这四个维度缺一不可，没有这几个维度的系统性支撑，很难做成一个世界第一的好药物。

医药魔方：对于舒瑞基奥仑赛（CT041）的获批，您曾说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之上，这款自体CAR-T产品接下来在适应症拓展和全球化上，有哪些具体的规划？

李宗海：这款药的生命线还很长，远超大家的想象。目前大家看到的主要是末线胃癌，但我们接下来重点是往早线做，以及向胰腺癌拓展。

今年ESMO上，我们就会发表针对胃/食管胃结合部腺癌患者术后辅助治疗的临床数据。令人兴奋的是，到我们7月4日公告该消息时，所有入组治疗的患者，都保持无复发状态。而此外，我们还在去年报道了胰腺癌术后辅助治疗的数据，在极度高复发风险的患者也看到了积极的早期数据。我们入组的是CA19-9肿瘤标志物升高的胰腺癌患者，其历史数据显示中位复发时间为96天左右，但是我们目前最长的无复发患者已达到1年左右。

基于前期积极的术后辅助治疗数据，我们正在设计胰腺癌和胃癌早线全球多中心临床（MRCT）研究，这个将是一个潜在的数十亿美元的市场，并且因为知识产权等壁垒，将会有比较长的市场独占期。

医药魔方：现在Claudin 18.2赛道非常拥挤，特别是ADC（抗体偶联药物）不仅推进迅速，而且价格更便宜。面对ADC的冲击，这款CAR-T能守住甚至扩大自己的生态位吗？

李宗海：的确，ADC相比CAR-T更加便宜，但不能简单地把ADC和CAR-T放在对立面。往深了看，ADC本质上依然是一种“靶向的化疗”。但CAR-T不同，它是一次真正的活细胞免疫清除，我很期待我们继续在临床上证明这一点。

同时，同样的Claudin 18.2靶点，不同的Modality对靶点抗原密度的要求截然不同。我们团队自研了 Claudin 18.2 免疫组织化学法（IHC）检测试剂盒，极高的灵敏度使其能够识别靶点表达丰度较低的癌细胞，这意味着我们的CAR-T能覆盖大约三分之二的阳性患者，入组门槛比已上市的单抗更低，我们的应用边界可能更大。

从患者生存质量来看，使用ADC的患者去医院治疗的频率更高，而CAR-T差不多一半的患者只要打一针，最多三针，总体生存质量更高。

当然，由于ADC和CAR-T的作用机理并不重叠，所以两者也可能联用——比如在一线治疗中进行联合用药，先通过ADC降低肿瘤负荷，再用CAR-T来打“歼灭战”。大家都是为了给病人多一种选择。

医药魔方：我们注意到，除了自体CAR-T外，您还提出要发力通用型和体内生成（In vivo）CAR-T，这甚至被外界称为一种“自我革命”，为什么做这样的布局考虑？

李宗海：与其说是“自我革命”，不如说是自我迭代、自我升级、自我突破。在这个领域，如果你没有持续的创新能力，很容易就被颠覆掉。就像当年的诺基亚，在中国市场占有率曾超过50%，但智能手机一来，瞬间就被淘汰了。在我们看来，在完成了全球首款实体瘤CAR-T成功上市这一从0到1的工作后，无论是舒瑞基奥仑赛往早线、往胰腺癌适应症上的拓展，还是其他靶点实体瘤CAR-T 药物上的突破，或者通用型、体内CAR-T在实体瘤上的创新，都是1到100的工作，是自然而然、题中应有之义的事情。我们会当仁不让、继续领跑，不会躺在0到1的“功劳簿”上。

事实上，我们在2020年左右就开始建通用型CAR-T平台。最近我们在2026年EHA会议上分享了靶向BCMA和CD19/CD20的两个通用型CAR-T产品CT0596和CT1190B的临床数据，有效率都达到90%以上。这些临床数据表明我们的THANK-u Plus通用型CAR-T技术平台是一个潜在最优的平台，所以我们认为该平台也应适用于实体瘤CAR-T。目前我们利用该平台在开发通用型的GPC3 CAR-T。

我预测通用型技术大概在5年内可以成熟。为什么是5年？因为我们已经递交了两个IND批件，按照自体CAR-T经验，完成Ib期就可以讨论进入关键临床了，我为什么这么坚决是基于对我们通用型CAR-T技术平台的信心。

至于体内CAR-T，我们在血液瘤适应症以外还布局了自免和实体瘤。我认为CAR-T对自免类的疾病可能是颠覆性的。至于用体内技术做实体瘤，确实挑战很大，最大的挑战就是载体的感染或者转导效率不够，生成的CAR-T细胞太少，无法对实体肿瘤起作用。值得强调的是，我们CARvivo体内CAR载体的基因转导效率可能比同类竞品要高10倍左右，这将有望扩宽体内CAR的应用场景。

医药魔方：通用跟体内的这两个路线，我们投入的资源是怎样分配的，特别是战略上的资源？

李宗海：得益于已积累的优势，目前两条线都在“猛冲猛打猛进”，现有技术平台能干的尽快干，最终要看临床数据。

我认为通用型大概率会成功，这是基于早期积累的临床数据。我们把通用型和体内生成这两个平台都握在手里，实际上是上了一道“双保险”。我认为两种技术路径各有其优缺点，可以互补。体内CAR，可能面临体内T细胞衰竭的问题，而通用CAR利用健康人T细胞，可能这方面问题就比较小。比方说现在骨髓瘤双抗已经获批，三抗也有可能获批，这些针对TCE都可能导致T细胞衰竭，这样有可能通用型CAR-T更有优势。另外，体内CAR还涉及到递送效率问题，那么在实体瘤可能面临较大挑战。当然体内CAR也有不用清淋的优势，所以，最终还是要看具体临床应用场景，包括但不限于适应症。

医药魔方：作为CEO，您现在的精力是如何分配的？目前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花在拓展其他适应症和临床进展上？

李宗海：时间是不断调整的。不同时间段侧重点不同，比如当时为了做体内CAR-T、建平台，肯定有很多细节自己要参与。现在我们是越做越有信心，无论是通用还是体内CAR-T，我觉得这两个平台可能都是市场上最好的。

所以我现在面临的是一种幸福的烦恼——后面能做的事情太多了。接下来两三年，我们至少要推进10个管线。如何安排、如何实现差异化和最好的承接？很多时候，细节决定成败。虽然现在我们可能是最好的，但是变化很快。

面对这所有的选择，有两个方向的决策始终很重要：一是把握技术迭代方向，二是把握商业发展方向。这也是我们做通用型CAR-T的初衷——这样我们就能够利用我们的优势，通过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从企业内部而非单纯依赖外部市场环境，为更为广大的普通患者提供更为可及的治疗解决方案。

医药魔方：提到“老百姓用得起”，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商业抉择：立项做胃癌、肝癌，造福的是中国大病种患者；但如果放在全球市场，像美国市场可能更偏爱胰腺癌、前列腺癌。您当初在立项时，是如何平衡的？

李宗海：到底优先考虑商业化，还是优先考虑中国病人？这是很残酷的一个挑战，因为虽然胃癌和肝癌在中国是大癌种，但是做胃癌在海外市场是有点吃亏的。如果聚焦国内市场，中国市场创新药商业化的挑战，又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但我们当时做选择时，底线逻辑有两个：第一，想确定它在科学上是否有用。当时认知非常有限，但GPC3（肝癌靶点）的早期数据证明了它有用；第二，中国有那么庞大的肝癌、胃癌人群，我们没有理由不做它。

现在我们的平台做大了，底座稳了，就不用再做这种残酷的“单选题”了。我们接下来的管线布局不仅覆盖肝癌和胃癌，也包含了更多实体瘤适应症。而且一旦通用型平台做起来，成本降下去，我们就不用再整天纠结“中国老百姓是否用得起”的问题了。

医药魔方：当下细胞治疗的技术在不断迭代，细胞疗法公司在生产基地等重资产的配置上，也面临关键的战略权衡。作为CEO，您到底该如何做决策？

李宗海：在这个前沿领域，非常复杂。患者的既往治疗历史、标准疗法、技术形态都在动态演变，这太考验决策者的智慧了。在做颠覆性创新时，市场规模、监管政策也都是高度动态变化的，试图在事前做出100%精准的预测既不可能，也会让人陷入决策瘫痪。所以，我们始终追求的是“模糊的正确”。

什么是“模糊的正确”？比如先看穿终局，细胞治疗公司都需要降低成本、提高可及性、追求彻底治愈，那就抓住这个大方向。然后再根据临床证据进行适时的调整。因为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就是技术迭代，你需要花大量精力去考虑下一代技术产生的影响。证据的收集是需要时间的，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难免会有损耗、试错。但只要你的大方向是对的，你就能在动态变化中保持进化。

相比10年前对实体瘤CAR-T的理解，我们考虑的问题更全面了，对临床的理解也更加深刻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做过很多艰难的取舍，比如面对同质化竞争，我们把Claudin 18.2单抗管线放弃了。每个阶段都要做很多抉择，虽然不简单，但人生就是如此。你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学习和思考。

医药魔方：很多药企希望把癌症变成慢性病，患者终身服药，这也是极佳的商业模式。但您却总是强调“治愈”，甚至希望自己成为“伟大的失业者”，意思是如果癌症被治愈，肿瘤医生和药企就没饭吃了。这是一种科学理想主义吗？您认为当下中国创新药企面临哪些共同的决策命题？

李宗海：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时期的外部变化，都有可能导致中国创新药企面临不同决策选择。但无论有哪些不同，恐怕有三个方面的决策，对于中国创新药企而言，极为重要的优先级都：第一、如何拥有强大竞争力的人才团队，第二、如何保证持续健康的现金流，第三、如何实现全球资源的配置与整合。

至于要把癌症变成慢性病，树欲静而风不止，大多数肿瘤太恶劣了，你想跟它和平相处，它听你的吗？所以，我相信，对付肿瘤，能打歼灭战就一定要打歼灭战。看到我们临床试验中那些无病生存了好几年的患者，不需要去医院，不需要服药，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地过着真正自由的生活，这才是药研人最终极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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