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C 2026已于7月24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圆满落幕。本届大会从内容策划、嘉宾邀约与对接,到视觉设计、展商招募与布展,乃至文字报道、视频制作及晚宴晚会,均由“同写意”团队全程自主策划与执行。依托专业的整合能力,同写意现面向行业承接学术会议、庆典活动、会务会展、媒体公关、行业咨询及企业内训等多元化业务合作。
中国生物技术的崛起对美国究竟意味着什么?中美生物技术行业未来走向如何?大型制药公司又在怎样看待中国?
这些问题在2026年已不再是遥远的产业议题,而是不断被讨论、被审视、被各方重新定义的紧迫命题。过去几年,中国生物技术领域快速迭代,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向全球创新药市场输出了大量研发资产。这既为全球创新药市场提供了丰沛的“源头活水”,也正对美国长期主导的生物技术创新生态造成现实压力。围绕开头提到的话题,Endpoints News近日组织了一场深度辩论。三组背景迥异的嘉宾——顶级投资人、Biotech创始人、大型药企战略官——视角各异,却都指向同一个核心追问:面对来自中国的生物技术创新,美国应该拥抱、遏制,还是精准管控?这不是一场行业务虚会。在《生物安全法案》悬而未决、中美科技加速脱钩的当下,真正从产业直接相关方的视角审视中国创新,理性看待其带来的挑战与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投资者应该拥抱中国快速发展的生物技术行业,还是应该设置壁垒来保护和维持美国几十年来主导的这个行业?辩论一开始抛出的这个问题,就足够重磅。RA Capital创始合伙人Peter Kolchinsky是最坚定的"开放派"代表。他的开场白令人印象深刻:"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疾病。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合作消灭了天花。今天,面对癌症和阿尔茨海默症,我们同样需要与中国的合作。"更重要的是,Kolchinsky认为保护主义注定失败。即便美国限制引进,中国药物仍会通过"Euro-washing(欧洲漂洗)"进入美国市场——欧洲公司可以自由许可中国分子,在美国境外完成关键临床试验后提交FDA审批。换而言之,保护主义的代价不是“美国赢了”,而是“美国被绕开了”。他还结合RA Capital已投企业情况,算了一笔经济账。RA Capital的200家投资组合公司中,有12家依赖从中国许可的早期资产,这些公司共雇佣约300名美国员工。他说,如果国会通过限制性法案,"这些公司就不会存在,我们不会因此去资助美国的'替代版本'——因为那个中国项目本来就是最好的投资标的。"在他看来,"当一款能治愈癌症的药物摆在美国患者面前时,没有任何政策能阻止他们的需求。患者是最强大的游说力量。"Ginkgo Bioworks首席执行官、美国新兴生物技术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任主席Jason Kelly明确将自己定位为"中国鹰派"。他结合数据抛出一组鲜明的观点:“全球药品市场70%的销售额来自美国,自2020年以来79%的创新分子源自美国。制药业基本上是美国的国内产业,别说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市场。"他认为,中国每家初创企业的商业计划都是把药卖到美国,所谓"无法控制市场"完全是伪命题。只要政策到位,美国完全有能力阻止中国药物进入。MIT教授Fiona Murray试图在两种极端之间寻找中间地带,她主张"分层管控":对绝对前沿领域(如AI驱动的生命科学、基因编辑技术)实施有限管制;对普通的抗体研发、临床试验则保持合作。"反向投资规则是钝器,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让美国成为全球最前沿发现之地。"为此,她呼吁建立交易报告制度,要求所有进入FDA的分子必须披露其来源,"我们需要知道钱去了哪里,分子来自哪里,然后才能谈管控。"她最后总结道,"政治决策不是一劳永逸,而是持续谈判,需要清晰的反事实。双方的反事实都有漏洞。要让美国从发现到生产全链条领先,必须协调所有工具——促进投资、识别交易、了解分子来源,从极窄的前沿开始管控。"第二场辩论由两家Biotech创始人担纲,聚焦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一个有前景的药物会被迅速模仿、改进并加速推进到临床试验的世界里,科学是否仍然是核心竞争力?创新的发生地点是否会影响行业将项目带给患者的方式?Strand Therapeutics首席执行官Jake Becraft指出,部分药物发现产业链(如抗体发现、小分子合成)已经"商品化"了。"过去针对新靶点的抗体有8年领先优势,现在可能只剩2年。行业必须改变。"他认为,美国AI公司同样能做这些事,中国只是其中一个参与者。更重要的是,他认为美国最大的护城河是支付体系:"全球任何地方发明药,都想做美国临床、卖给美国患者,因为钱在这。所以药物总会来美国,除非政策改变。"他甚至用了一个辛辣的比喻:"如果是汉堡,中国卖更便宜我们会高兴。为什么换成药就恐慌了?"Roivant Sciences首席执行官Matt Gline的看法更加尖锐:"过去15年,生物制药行业'病了'——花更多钱开发更少创新药,临床试验成本和时间爆炸,导致大家簇拥在去风险靶点上。"在他看来,若继续放任,中国将发现、开发、商业化药物,美国将失去资本和发现组织:"下次疫情,我们只能等中国公司做好疫苗,排在他们后面。"两人在"药物是否等同于普通商品"上激烈交锋——Matt认为数据就是数据,中国效率高应高兴;Jake则反驳药物不是汉堡,关乎供应链安全和产业自主。尽管在具体应对策略上存在分歧,但两人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无论外部竞争如何演变,美国生物医药行业都必须先解决内部的结构性难题,加速的方向包括:改革FDA审批流程、扩大社区医院参与临床试验、简化替代终点审批、吸引全球顶尖人才。Jake举例说:"澳洲人口只有我们的十分之一,却有四倍数量(于美国)的首批人体临床试验——我们完全有能力做得更好。"第三场辩论转向大型制药公司视角,随着大型制药公司越来越多地转向中国来充实其研发管线,这将对它们的战略和运营产生怎样的长期影响?辉瑞CEO高级战略顾问Andrew Baum分享了这家大型药企在收购、研发以及该行业未来数年可能如何变化方面的观点。Andrew坦言,中国的优势在于"信号发现"——通过研究者发起试验(IIT)快速获取概念验证数据,无需提交IND。"若要在西方做三特异性抗体对比单抗的III期,需购买对照药昂贵且入组慢;而在中国常见病(如哮喘)可快速完成。"面对保护主义争论,Andrew的立场倾向RA Capital创始人的开放派一方,他认为:美国生物医药行业回报率下滑,主要原因是国内政策(IRA和MFN),而不是来自中国的竞争,把中国当“替罪羊”是搞错了重点。欧洲就是前车之鉴,他警告,欧洲过去20年因投资减少而衰落的教训值得警惕。"中国学术机构在临床转化医学上每年提升,我们必须投资,但不需保护主义。"关于"中国何时诞生全球前20大药企"这一问题,Baum的判断是10年。他认为,药物从发现推进到全球商业化,中间隔着监管、定价、市场准入等复杂环节——这些能力的构建无法靠产业政策催熟。"药企的核心价值在下游(类似电影发行和周边),中国公司想加速追赶并不容易。"至于"多资产交易是否在为中国公司铺路",Baum显得并不焦虑:"我不担心。即使没有我们,他们也会进步。"这句话背后,是他对中国生物技术内生动力的判断——中国的崛起是系统性的,不是靠西方"喂养"出来的。纵览整场辩论,嘉宾们在一点上高度一致:所有人都承认中国已成为全球生物技术版图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围绕具体应对策略,三派立场背后是三套完全不同的底层逻辑:保护派的逻辑是"控制"。 只要掌握市场准入,就能掌握产业命运。但问题在于,在全球化研发网络中,试图用行政命令切断知识流动,会不会反而让自己孤立于创新前沿之外?开放派的逻辑是"自信"。 只要美国保持支付能力、科研实力和人才吸引力,就不怕任何外部竞争。但问题同样存在——如果效率差距持续扩大,这种"自信"会不会沦为自我安慰?折中派的逻辑是"精准"。 听起来最为合理,却也可能最难执行。极窄的范围如何界定?谁能保证今天的"窄"不会变成明天的"宽"?政治的惯性往往比理性的边界更强大。这场辩论的价值,或许不在于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因为涉及国家安全、产业利益、患者权益的复杂议题,本就不存在简单的解法。它的价值在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直接审视分歧的视角。透过这场辩论,我们得以窥见美国产业界各方最真实的分歧与焦虑——他们并非铁板一块,内部争论远比"要不要遏制中国"更复杂、更深刻。这恰恰提醒我们:中国创新的航向,不应以他人的焦虑为坐标,而应以自己的节奏为锚点。Endpoints News“Post-Hoc Live”三场辩论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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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points News,Live from Boston: Has China changed how we build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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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points News,Live from Boston: How pharma thinks abou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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